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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手机大小赌钱游戏平台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

手机大小赌钱游戏平台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专访二IS码之父:彩色二维码时代或侍来临手机大小赌钱游戏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朴素一词并不与华丽、堂皇对立,也不与玄妙、深奥对立,并非“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一定朴素,你家造了航天飞机就一定不朴素。别到外面去寻找朴素,朴素是一种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哪儿都可以有,哪儿都可以无。

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一种是:他活得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吗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得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

一个人,写小说,无所谓写什么只要能发表他就写,只要写到能发表的程度他就开心极了。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编辑说您要是砍下一万五去咱们就发,他竟然豁达到把砍的权力也交给编辑,他说您看着砍吧编辑,就是砍去两万五也可以。然后他呢,他已摸清了发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便轻车熟路已然又复制出若干篇可供编辑去砍的小说了。——这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有道理的。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

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手机大小赌钱游戏平台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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